DOAJ中国大使毕新采访记录 An interview with Taylor and Francis as the role of DOAJ Ambassador for China

by TandF学术

2017年10月27日,西交利物浦大学、在华国际出版商版权保护联盟(IPCC)以及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的开放获取周活动圆满结束。在活动之前,小编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西交利物浦大学知识与信息中心副主任,图书馆馆长,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中国大使毕新馆长,就关于中国开放获取的发展和现状进行了采访,以下就是这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1. 作为DOAJ大使,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内容及使命。
毕新馆长:DOAJ大使作为DOAJ的一个项目,始于2016年,主要在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包括印度、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推行。目前,DOAJ在全球有十多位大使,其中两位在俄罗斯、四位在非洲、一位在拉丁美洲、三位在印度以及三位在中国。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开放获取的发展和理念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果,DOAJ大使是要帮助那些属于Global South地区的国家推广开放获取概念,增强开放获取的接受度。

就我本身来说,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大使,在DOAJ的完整头衔应该是DOAJ大使及编辑。所以我在中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过参加或者组织会议或者在线工作坊,在报纸和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等形式,帮助中国的出版界同行了解开放获取的理念以及其中的一些最佳实践等。

同时,DOAJ作为期刊索引,有很多期刊想要被DOAJ收录,但却不知道从何入手。所以我作为DOAJ大使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作为编辑处理和审核期刊的申请,帮助这些期刊,并指导它们如何被DOAJ收录。对于每一个申请,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的一些出版行为不够透明、或不够达到标准的时候,DOAJ都会帮助他们改进出版流程。每收录一本期刊,其实也是DOAJ帮助这本期刊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他们的一部分出版流程。通过这些交流,我也认识了很多期刊出版社的编辑和社长,经常与他们交流。目前在亚洲除了印度以外,其他的国家都还没有DOAJ大使,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我除了国内、港澳台地区,也和许多日本、韩国以及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期刊编辑通过邮件或者参加会议的形式,有比较多的交流。

总的来说,作为DOAJ大使的任务有两个,第一就是在所在地区推广开放获取的理念以及最佳的出版实践;第二个就是负责在期刊申请审核的过程中,与出版社进行沟通,帮助他们改进出版流程,以达到更透明、更开放、更规范的出版流程。

此外,作为DOAJ大使我们还帮助学者和学生鉴别当地的期刊。因为向DOAJ申请的期刊非常多,大概每周会收到80个新申请,其中不乏有问题的期刊,我们也叫questionable journal。这些期刊对于学者来说,由于缺乏可以用于判断的准确信息,他们无法辨别这些期刊的好坏。而在各个国家的DOAJ大使和编辑除了熟悉本地语言之外,还能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更方便快捷地掌握一些有问题的期刊的信息,从而将这些有问题的期刊排除在DOAJ的目录之外。但是,DOAJ不赞成发布期刊的黑名单,我们判定为有问题的期刊,只在DOAJ团队内部分享信息。

2. 您认为,在中国,开放获取期刊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最大阻力分别是什么?

毕新馆长:这个问题可以从开放获取的发展也就是实际操作层面来谈,有两个方面:一种就是把原来已经存在的订阅期刊转换成开放获取期刊;另外一种就是创立新的开放获取期刊。这是OA在全球范围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对于中国来说,创立新的开放获取期刊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对刊物出版有着自己的一套体系,除了ISSN号以外,还要求拿到CN号,个人申请CN号是几乎没有可能。当然,一些大的部委、单位和院校还是能申请到创办新的期刊。目前也看到很多新期刊也主要都是和各大国际出版社合作创建并出版的,像Taylor & Francis、Elsevier和Springer Nature等。同其他国家相比,在新创办期刊的数量上面,我们国家是相对比较少的,发展也较慢。在拉美的一些国家,很多期刊都是由小规模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创办,所以新期刊的数量也增长得很快,而且其中也不乏许多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与此相比,中国这边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不占优势,但质量都不错,包括清华大学与Taylor & Francis合作出版的几本刊物。

举一个韩国的例子,我发现韩国的很多期刊都是由一些教授、个人或者是一个院校的科系创办的,这样操作起来就可以非常灵活。包括日本有很多的编辑,在我跟他们联系之后,才发现他们其实就是某所大学一个系里面的教授或者学会创办,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目前是不多见的。这是我认为目前我们相较于其他国家发展较慢的地方,也可以算是一种阻力。

另外一种就是订阅期刊的转换。其实一些订阅期刊本身就有很大的意愿转换成开放获取期刊。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期刊都是某所大学或者研究所的编辑部运营的,规模都比较小,力量和影响力也比较弱。在如今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网络时代,他们都非常希望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提升可见度,转换成开放获取出版,让别人看得见你的东西,也是响应了国家提倡“走出去”、“掌握学术话语权”的政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跟许多编辑老师沟通之后,我发现国内的很多期刊本身就是收取版面费的,这与开放获取期刊收取文章发表费用(Article Publishing Charge, APC)的模式相同。对于国内的作者来说,他们会更容易接纳开放获取期刊收取APC。

订阅期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很多的期刊仍旧是纸本或者纸本与在线混合出版的,如果再加上语言上面的限制,这对期刊提高可见度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一些出版社本身有很强的意愿,但因为不了解商业模式的改变,不知道如何从订阅费或者内容授权集成商的费用中转变为从开放获取出版收取费用,因此停滞不前。

3. 您对中国的研究者在发表开放获取文章方面有什么了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毕新馆长:图书馆的工作主要衔接出版社和学者两端。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与俄罗斯的学术体制比较相像,作者的发文行为一定会受到评价标准的影响,比如国内的期刊就会认准核心期刊和C刊等,对于国外的评价标准主要是SCI、Scopus、SSCI等指标。这些指标导向会影响研究者的基金申请,从而进一步影响到职称评定、博士生毕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成为研究者的最大动力,吸引研究者往那些符合要求的期刊上投稿。如果开放获取期刊没有在这个评价系统里面,就没有办法去激励研究者投稿。这是我从评价机制对国内学术环境的一个认知。

然而在拉美的一些国家,由于他们的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撑他们购买商业数据库,所以他们的国家政府就会大力支持发展开放获取,包括欧洲,在政府层面也把DOAJ所收录的期刊纳入到了他们的评价系统,包括用于研究基金申请或者是研究成果认定等,就会鼓励更多的研究者往开放获取期刊上投稿。

再就是我想谈一个常见的误解,大家的第一印象往往认为开放获取期刊的质量没有订阅期刊的高。许多作者认为付费发表、免费查阅的模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这样的期刊是不是给钱就能发,从而担心期刊的质量,最终影响了他们对开放获取期刊投稿的动力。但这个现象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很明显的差异,越来越多年轻的研究者和学生对开放获取是非常接受的。对于年龄较大的一些研究者,像一些老教授或是院校的管理者,可能对开放获取还不是那么了解。因此也会影响一些院校对开放获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4. 您对中国OA前景的展望;作为DOAJ大使,您对中国学者/研究者在学术成果开放获取方面有何建议?

毕新馆长:从2016年到现在快两年的时间里,我也接触了很多国内的出版社和编辑,包括也加入了国内的高校英文期刊出版群。我发现其实在开放获取方面大家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只是在一些方面还跟国际的最新标准不太一致。比如大多数编辑认为只要开放了都是开放获取,并没有进一步为期刊进行相应的内容实用授权,也没有开放获取的声明,因此读者并不能真正自由地使用这些文章的内容,此类文章只能被称为免费获取(Free Access),和真正的开放获取还有一段距离,DOAJ只收录真正的开放获取期刊。但是我认为,免费获取也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在目前的环境下也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制定一个宽松一点的中国版DOAJ目录。我们首先将国内的免费获取期刊收录进来,然后持续地帮助在中国版目录里的出版社达到DOAJ的收录目标,帮助大家改进自己的出版行为,在达到目标之后自动被DOAJ收录,省去了第二次申请的流程。在中国版的DOAJ目录中,我们可能会针对一些方面有比较宽松的标准,例如像时滞期等。当然,这个目前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这个想法我也和DOAJ的主编Tom Olijhoek先生聊过,但是因为DOAJ是一个全部依靠捐赠的机构,力量也相对较小,很多想法不是立刻就能启动的,需要多方的合作才能最终达成目标。通过观察国外的出版行业,我发现在现在的学术出版流程中有很多新的体系和系统在建立,而这些项目之间往往很多是由不同的机构互相配合完成的,比如有专门做ORCID的、有做DOI的,还有像DOAJ专门收录开放获取期刊的,都是围绕着整个出版流程的生态链在搭建。在中国,目前像中科院的学术成果开放这块也做得非常好,每一次会议结束后会议报告马上就会出现在他们的机构知识库中,包括其它很多大学也在搭建自己的机构知识库,但在国家宏观的管理层面上可能还缺少有效的政策引导,因此可能没有进展得那么快。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去做这样的事情,也算是我对中国开放获取的展望吧。

5.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西交利物浦大学在开放获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

毕新馆长:去年10月份我和图书馆同事主办了第一次开放获取周(Open Access Week)活动,当时我们把活动注册到国际开放获取周(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Week)网站上的时候,发现中国大陆地区进行了活动注册的只有西交利物浦大学一家,还有一家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其它的学校可能也举办了相关活动,但却在这种国际的平台上没有看到。今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在国际开放获取周网站上进行了活动注册的依旧只有寥寥几家。但打开国际开放获取周网站的活动地图你会发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我希望西交利物浦大学能在这方面做一个先行者。从背景来看,西交利物浦大学是一个国际大学,学校领导对各种新想法和新趋势的态度非常开明,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包括从资源上也给予帮助。另外,组织这样的活动对学校的师生也是受益的,我们全校有1000个左右的教职员工,其中800名是学术方面的教师,这800名教师中间有80%来自世界各地,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学里,我们尝试这些前沿性的工作会比其它地方相对更容易一些。所以现在如果在国内提到开放获取大家可能会想到有我这么一个人、有西交利物浦大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新大学来说,也能获得更多的影响力。成就还谈不上,这就是我目前做的一些工作。

对于未来的三到五年,我希望逐步去完成一些工作和研究,包括对一些案例的跟踪以及探索中国出版模式的转换。创建新的开放获取期刊固然很重要,但是对于图书馆的预算成本的减少意义不大。只有将已有的订阅期刊逐步转化为开放获取期刊,图书馆界作为一个整体才会受益。

6. 是否有相应的开放获取政策?

毕新馆长:这个目前还没有。但在实践层面就像我们有些老师,特别是年轻的老师,还有他们带的研究生,已经有很多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案例。在学校层面,管理层也注意到了开放获取期刊的文章发表以及相应的APC的处理,当然,对于如何对待开放获取论文发表,我们学校学者们也有一些争论。例如像一些比较著名的开放获取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和Scientific Report等,最近发文量的激增,也让大家对他们的文章质量产生了疑虑,都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国内研究者对于这一点的认知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像Nature Communication和Scientific Report这样的期刊,在最初发文量不高的时候,大家都比较认可,毕竟是Nature的子刊。但一旦发文量增多,再加上中国研究者的发文比例增高之后,很多研究者就认为他们的质量下降了。其实比如说他们的发文量从20篇增加到100篇,中国研究者的发文占比从5%提高到20%,国外研究者的占比从95%变成80%,其实来自不同国家的作者总体发文量都是增加的,但有些国内的研究者会认为中国学者发表文章多的期刊的质量就会下降,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不自信。

另一方面,大家都能够接受每一个图书馆重复付费来获取期刊文章的使用权,但是对于支付文章处理费还是不能够理解。目前由于英国政府以及欧盟在政策方面的支持,有很多的研究文章,包括在主要的国际出版商的期刊中的文章,有20%-30%都是开放获取的。从DOAJ的后台数据也可以看到,在访问量前十的名单中中国的位置也很靠前。学术文章可以是免费的,但是学术出版的过程不是免费的,所以目前中国的很多研究者是开放获取的受益者。

7. 西交利物浦大学在开放获取出版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哪些支持?

毕新馆长:第一个我们很早就把这个开放获取资源嵌入到图书馆的资源里。通过我们图书馆购买的EBSCO发现系统,目前各个层面都整合得非常好。在EBSCO发现系统里有很多选项,比如有一个选项叫Taylor & Francis,你只要在旁边打勾,用户在进行这种检索的时候就能检索到Taylor & Francis上所有的原数据和期刊。目前DOAJ已经在EBSCO的发现系统里有选项了,只要进行打勾选择,DOAJ收录的一万多种刊就可以在我们的发现系统中检索到。第二个就是把DOAJ作为一个选项单独列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这些是我们已经为研究者提供的支持。

然后我们平时做了很多的信息分享,帮助大家来了解开放获取,包括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网站smartandsure.org,包括图书馆最近刚刚做完了一个新网站,会逐步把很多关于开放获取方面的内容放上去。我的策略就是,我们先做传播推广,然后让大家形成讨论并逐渐理解这个新事物,当大家的认知达到基本上一致的时候,就会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机讨论学校层面是否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但目前还为时尚早。

很多老师原来都会问某些领域都有哪些期刊等等;但现在都变成了这本期刊如何、是否正规等等。介绍已经有了具体的实例。这就要求我们图书馆馆员要转变角色,否则可能也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作者: Xin BI

University Librarian (BEng, Msc, Ph.D, F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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