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AJ中国大使毕新采访记录 An interview with Taylor and Francis as the role of DOAJ Ambassador for China

就我本身来说，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大使，在DOAJ的完整头衔应该是DOAJ大使及编辑。所以我在中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过参加或者组织会议或者在线工作坊，在报纸和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等形式，帮助中国的出版界同行了解开放获取的理念以及其中的一些最佳实践等。

同时，DOAJ作为期刊索引，有很多期刊想要被DOAJ收录，但却不知道从何入手。所以我作为DOAJ大使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作为编辑处理和审核期刊的申请，帮助这些期刊，并指导它们如何被DOAJ收录。对于每一个申请，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的一些出版行为不够透明、或不够达到标准的时候，DOAJ都会帮助他们改进出版流程。每收录一本期刊，其实也是DOAJ帮助这本期刊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他们的一部分出版流程。通过这些交流，我也认识了很多期刊出版社的编辑和社长，经常与他们交流。目前在亚洲除了印度以外，其他的国家都还没有DOAJ大使，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我除了国内、港澳台地区，也和许多日本、韩国以及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期刊编辑通过邮件或者参加会议的形式，有比较多的交流。

总的来说，作为DOAJ大使的任务有两个，第一就是在所在地区推广开放获取的理念以及最佳的出版实践；第二个就是负责在期刊申请审核的过程中，与出版社进行沟通，帮助他们改进出版流程，以达到更透明、更开放、更规范的出版流程。

此外，作为DOAJ大使我们还帮助学者和学生鉴别当地的期刊。因为向DOAJ申请的期刊非常多，大概每周会收到80个新申请，其中不乏有问题的期刊，我们也叫questionable journal。这些期刊对于学者来说，由于缺乏可以用于判断的准确信息，他们无法辨别这些期刊的好坏。而在各个国家的DOAJ大使和编辑除了熟悉本地语言之外，还能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更方便快捷地掌握一些有问题的期刊的信息，从而将这些有问题的期刊排除在DOAJ的目录之外。但是，DOAJ不赞成发布期刊的黑名单，我们判定为有问题的期刊，只在DOAJ团队内部分享信息。

举一个韩国的例子，我发现韩国的很多期刊都是由一些教授、个人或者是一个院校的科系创办的，这样操作起来就可以非常灵活。包括日本有很多的编辑，在我跟他们联系之后，才发现他们其实就是某所大学一个系里面的教授或者学会创办，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目前是不多见的。这是我认为目前我们相较于其他国家发展较慢的地方，也可以算是一种阻力。

另外一种就是订阅期刊的转换。其实一些订阅期刊本身就有很大的意愿转换成开放获取期刊。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期刊都是某所大学或者研究所的编辑部运营的，规模都比较小，力量和影响力也比较弱。在如今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网络时代，他们都非常希望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提升可见度，转换成开放获取出版，让别人看得见你的东西，也是响应了国家提倡“走出去”、“掌握学术话语权”的政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跟许多编辑老师沟通之后，我发现国内的很多期刊本身就是收取版面费的，这与开放获取期刊收取文章发表费用（Article Publishing Charge， APC）的模式相同。对于国内的作者来说，他们会更容易接纳开放获取期刊收取APC。

订阅期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很多的期刊仍旧是纸本或者纸本与在线混合出版的，如果再加上语言上面的限制，这对期刊提高可见度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一些出版社本身有很强的意愿，但因为不了解商业模式的改变，不知道如何从订阅费或者内容授权集成商的费用中转变为从开放获取出版收取费用，因此停滞不前。

然而在拉美的一些国家，由于他们的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撑他们购买商业数据库，所以他们的国家政府就会大力支持发展开放获取，包括欧洲，在政府层面也把DOAJ所收录的期刊纳入到了他们的评价系统，包括用于研究基金申请或者是研究成果认定等，就会鼓励更多的研究者往开放获取期刊上投稿。

再就是我想谈一个常见的误解，大家的第一印象往往认为开放获取期刊的质量没有订阅期刊的高。许多作者认为付费发表、免费查阅的模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这样的期刊是不是给钱就能发，从而担心期刊的质量，最终影响了他们对开放获取期刊投稿的动力。但这个现象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很明显的差异，越来越多年轻的研究者和学生对开放获取是非常接受的。对于年龄较大的一些研究者，像一些老教授或是院校的管理者，可能对开放获取还不是那么了解。因此也会影响一些院校对开放获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制定一个宽松一点的中国版DOAJ目录。我们首先将国内的免费获取期刊收录进来，然后持续地帮助在中国版目录里的出版社达到DOAJ的收录目标，帮助大家改进自己的出版行为，在达到目标之后自动被DOAJ收录，省去了第二次申请的流程。在中国版的DOAJ目录中，我们可能会针对一些方面有比较宽松的标准，例如像时滞期等。当然，这个目前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这个想法我也和DOAJ的主编Tom Olijhoek先生聊过，但是因为DOAJ是一个全部依靠捐赠的机构，力量也相对较小，很多想法不是立刻就能启动的，需要多方的合作才能最终达成目标。通过观察国外的出版行业，我发现在现在的学术出版流程中有很多新的体系和系统在建立，而这些项目之间往往很多是由不同的机构互相配合完成的，比如有专门做ORCID的、有做DOI的，还有像DOAJ专门收录开放获取期刊的，都是围绕着整个出版流程的生态链在搭建。在中国，目前像中科院的学术成果开放这块也做得非常好，每一次会议结束后会议报告马上就会出现在他们的机构知识库中，包括其它很多大学也在搭建自己的机构知识库，但在国家宏观的管理层面上可能还缺少有效的政策引导，因此可能没有进展得那么快。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去做这样的事情，也算是我对中国开放获取的展望吧。

我希望西交利物浦大学能在这方面做一个先行者。从背景来看，西交利物浦大学是一个国际大学，学校领导对各种新想法和新趋势的态度非常开明，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包括从资源上也给予帮助。另外，组织这样的活动对学校的师生也是受益的，我们全校有1000个左右的教职员工，其中800名是学术方面的教师，这800名教师中间有80%来自世界各地，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学里，我们尝试这些前沿性的工作会比其它地方相对更容易一些。所以现在如果在国内提到开放获取大家可能会想到有我这么一个人、有西交利物浦大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新大学来说，也能获得更多的影响力。成就还谈不上，这就是我目前做的一些工作。

对于未来的三到五年，我希望逐步去完成一些工作和研究，包括对一些案例的跟踪以及探索中国出版模式的转换。创建新的开放获取期刊固然很重要，但是对于图书馆的预算成本的减少意义不大。只有将已有的订阅期刊逐步转化为开放获取期刊，图书馆界作为一个整体才会受益。

国内研究者对于这一点的认知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像Nature Communication和Scientific Report这样的期刊，在最初发文量不高的时候，大家都比较认可，毕竟是Nature的子刊。但一旦发文量增多，再加上中国研究者的发文比例增高之后，很多研究者就认为他们的质量下降了。其实比如说他们的发文量从20篇增加到100篇，中国研究者的发文占比从5%提高到20%，国外研究者的占比从95%变成80%，其实来自不同国家的作者总体发文量都是增加的，但有些国内的研究者会认为中国学者发表文章多的期刊的质量就会下降，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不自信。

另一方面，大家都能够接受每一个图书馆重复付费来获取期刊文章的使用权，但是对于支付文章处理费还是不能够理解。目前由于英国政府以及欧盟在政策方面的支持，有很多的研究文章，包括在主要的国际出版商的期刊中的文章，有20%-30%都是开放获取的。从DOAJ的后台数据也可以看到，在访问量前十的名单中中国的位置也很靠前。学术文章可以是免费的，但是学术出版的过程不是免费的，所以目前中国的很多研究者是开放获取的受益者。

然后我们平时做了很多的信息分享，帮助大家来了解开放获取，包括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网站smartandsure.org，包括图书馆最近刚刚做完了一个新网站，会逐步把很多关于开放获取方面的内容放上去。我的策略就是，我们先做传播推广，然后让大家形成讨论并逐渐理解这个新事物，当大家的认知达到基本上一致的时候，就会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机讨论学校层面是否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但目前还为时尚早。

很多老师原来都会问某些领域都有哪些期刊等等；但现在都变成了这本期刊如何、是否正规等等。介绍已经有了具体的实例。这就要求我们图书馆馆员要转变角色，否则可能也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